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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英

 

叱诧新闻第一线

刘振英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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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刘振英,男,汉族,1945年8月出生,河南省永城县人。中共党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兼时政部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广播学会常务副会长。40余年里,采写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近万篇,以创造性的工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事政治报道开拓了新路、奠定了格局。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的党员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获得中国新闻工作者最高荣誉——范长江新闻奖。曾经担任和现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顾问、中华慈善总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主任、中国21世纪友好协进会理事、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兼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黄埔同学会宣传委员、合肥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人民画报书画院顾问、商丘日报顾问、《商丘印象》杂志顾问、北京永城人家乡联谊会会长等。事迹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东方之光——共和国英才全集》等20余种书籍、辞典。

 
1.请您向汉兴网的朋友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出生在河南省永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农民的儿子。我出生那年,爷爷才35岁,曾祖父还不到60岁,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可在这个大家庭中,却没有一个识字的。曾祖父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学。我也争气,从小学到中学,每年期终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然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家里一贫如洗,锅也砸了,铁也卖了,还是供不起我上学。高中二年级时,我不得不休学回家。老师不忍心让他们心目中的优秀学生就此结束学业,来到我家劝说复学。他们同家长商定:每月发给我三元五角钱的最高助学金,学校食堂免费蒸热自带食品。就这样,爷爷千恩万谢地背着野菜送我重新回到了学校。中学高中六年,我几乎没有吃一顿饱饭,饿着肚皮终于高中毕业了。家里却再也无力供我继续求学了

  在当时,当兵是最好的出路了。1964年从永城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在部队两年我日趋成熟,入了党,当了文书,成了提干对象。1966年,就在我干得起劲的时候,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前身)到部队抽调干部,偏偏挑上了我。当时我很不情愿,部队首长也不愿意放我走。我不情愿是因为我在部队正干得红火,前途明朗;部队不放我是因为当时师首长正在我们连组织一次各兵种参加的进攻演习,我是连部文书兼司务长,一时难有人把我换下来。可北京来的人看了档案以后,非要我不行。因为这次调干条件太多,我现在能记起的有:贫农出身、共产党员、未婚、高中文化程度、班长以上干部、连年五好战士(包括初评)、提干对象,等等,我的情况恰恰符合。由于调干单位的坚持,部队首长也无奈。最后,副师长亲自做我工作,我这个农民的孩子也动心了。就这样,1966年我奉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任编辑、记者,时政组组长,时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副主任兼时政部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学会常务副会长,行政厅局级。2013年9月退休。

 

2.在您奉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前,接触过广播电视吗?刚进入这个行业时有没有心理压力?这对您来说算是一种新的挑战吗?

 

  中央电视台195851日试播,92日才正式播出,当时叫北京电视台。我1966年来到北京,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图像还是黑白的,主要覆盖北京地区。我到北京之前根本不可能看过电视,要说跟广播电视的接触也就是时常听广播了。在部队做文书时,写过好人好事的宣传材料,办过黑板报,这是之前我唯一能同媒体和文字沾点儿边的工作了。所以来北京后,当得知我被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要做编辑记者时,着实吓了一跳。在我看来,编辑、记者一直是个神圣的字眼,基础差、底子薄的我,怎么能担当起这样的重任,万一出点差错怎么办?我愣是三番五次找组织要求调到后勤部门工作。现在想来,还真是很有意思的一幕。当时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但组织上还是充满信任的安排我到了电台新闻部。这对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勤能补拙,我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个机遇,只有埋头工作、刻苦学习不负组织的培养和信任。在电台新闻部两年多,我又被调到时政组,专门采访党政重要活动,机遇把我送到了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边。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谆谆教诲,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热情帮助,独立而特殊的工作环境,使我的业务能力、思想水平日趋提升。

  我的成长、进步也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1985年,在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第19个年头,台里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当时名额少,老同志多,竞争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评定职称确实有些还债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学历的我,在申报表上毫不犹豫地填了“记者”二字。使我感慨万分的是,当时好几位老同志劝我,他们说,第一,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自己不申报,组织上肯定不会主动给你;第二,这次评的方式是,交一篇论文和三篇代表作,本人不需要在公众面前评功摆好,评上更好,评不上也没啥;第三,在时政报道这个行当中,你不比别人干得差,你如果不申报,甚至还会影响别人。我被说动了,决定申报主任记者。通过三次全台民意测验,几十次评委投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宣布了评定结果。当宣布我这个高中生被破格聘任为主任记者时,我真有些受宠若惊了。多年的汗水没有白流,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还有1994年,在得知我被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加角逐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的两位候选人之一时,我硬是找台领导要求换下我,另外找其他的同志。结果台领导强调,这是台编委会反复研究决定的,劝我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就这样定了。

 

3.能不能谈谈您从事时政报道工作几十年来取得的骄人成绩?

 

  “骄人”谈不上,过誉了。我只是在组织上安排的新闻工作岗位上尽了自己的一份职责,竭尽全力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从事新闻工作40余年,我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活动的报道,可以说是共和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记录者。成绩谈不上,值得一提的报道经历主要有:撰写了国庆庆典和五一游行的实况转播稿;起草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稿及其治丧报道稿件,完成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宣传报道任务。1976年,采写了庆祝粉碎“四人帮”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现场转播稿。1978年,在所有媒体中准确及时抢先播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1997年、1999年,在香港、澳门回归报道中,起草了几场重大活动的现场转播稿,采访报道了国家领导人在香港、澳门的各项活动。从党的“九大”到“十七大”采访了中国共产党9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人说这在中国新闻界是第一人。完成了第五届至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的报道任务。

  作为时政记者,我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了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访了10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访华活动,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首次访华、恢复中日邦交,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双方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等重大活动。

  此外,发表了《论广播时政新闻的改革》、《站在历史边上》、《周总理教我写新闻》、《邓小平同志二三事》、《三张照片的故事》等几十篇文章。其中《论广播时政新闻的改革》是新闻界对我国时政新闻报道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和总结;《站在历史边上》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辅助教材《知名记者谈新闻采写》一书中。

 

4.在您的这些采访报道经历中,您最难忘的有哪些?

 

  难忘的采访报道经历有很多,印象最深的我讲两个例子。一次是采访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外宾,我的名字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外事新闻比较简单,领导人的讲话一般不发表,但对政治口径要求很严。当时大部分外事新闻,特别是周总理自己的外事活动报道,都由他本人把关。消息中形容他同外宾谈话的气氛,是“友好”、是“亲切友好”、是“同志式的”、是“无拘无束的”、还是“坦率的”,他都要斟酌一番才定。1972年10月7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会见由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主席爱德华·默里和副主席阿瑟·德克率领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代表团,谈话一直持续到8日凌晨。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不久,中美两国还没有复交,中美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周总理这天晚上显得特别兴奋,他谈笑风生,同美国客人的谈话涉及到各个方面。草拟消息稿时,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次会见,我有点儿拿不准,反复考虑后,只好先写上“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尽管谈了好几个小时,周总理仍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他同客人一一握手后,问我们今天的消息怎么发?我迅速把消息稿送上。总理拿起一支铅笔,把消息稿放在茶几上。刚看完导语总理就提出了意见,他说:“怎么写我一个人见呢?我们是集体会见嘛!我是同朱穆之、鲁瑛、章文晋和彭华同志一起会见他们嘛,改一改。”我趴在茶几上,按照总理的要求把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和新闻司司长彭华的名字写到了总理之后。总理看到形容气氛用的是“友好”二字,有点儿不满意,当即用笔划掉,略加思考后,将“友好”改成了“坦率”。我看总理那么高兴,就大着胆子说:“坦率”二字一般用在有分歧的两国政府的会谈或会见中,这些人都是美国新闻界人士,谈得又不错,恐怕用“坦率”不太好,可能还会引起一些误会。总理不语,又提笔将“坦率”二字划掉了。他稍停片刻,突然问我:“你说用什么好呢?”我一时不知从那儿来的灵感,马上回答说:“干脆客观报道,用‘长时间’吧。”总理看了看表,笑着说:“你今天出了个好主意。”他满意地将“坦率”改成了“长时间”三个字。总理看到最后一段是参加会见的中方人员名单。便问:“怎么没有你们两人的名字?”(另一位是指新华社女记者任红福。)我说,记者名字不见报,记者是来采访的,不是参加会见。总理说:“今天我见的是美国新闻界人士,你们也是新闻界的嘛。”他转身对朱穆之说:“你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就这样,在当时大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社会背景下,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还有一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重大时政报道中的一次新突破,就是在国内外所有媒体中率先播出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公报。

  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1987年11月2日15时开始,16时03分结束,中央电台在15时42分41秒,先于其他媒体首先播出了会议公报,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会议16时03分才结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什么能提前20来分钟播出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十三大”开幕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就多次强调,要把“十三大”的宣传报道作为新闻改革的一次尝试,加强时效观念,加强竞争意识,要争分夺秒地抢时间。特别是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结果的十三届一中全会公报,为国内外所关注,400多名中外记者云集北京,竞争十分激烈,我们要充分发挥广播的优势,走在其他媒体的前头。要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十分紧张。11月1日,也就是十三届一中全会举行的前一天,在顺利完成了“十三大”闭幕的报道以后,杨正泉台长又两次打电话到记者驻地京西宾馆找我,商谈十三届一中全会的报道,要求我多考虑几种方案,做到万无一失。不仅如此他还在11月2日上午召开了台有关部门的协作会,分析了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甚至连从人民大会堂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大楼送公报时,汽车会不会在路上遇红灯或出毛病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并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一一研究了应急措施。11月2日下午两点多钟,我提前到了会场,拿到了十三届一中全会公报草案,并且马上交给司机送回。10分钟后,我向大楼挂了第一次电话:落实“公报草案”是否已经送到。这时,“三点一线”的联络系统已经形成:大会会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十三大”报道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机房。15时会议一开始,播音员方明就聚精会神地坐在直播室里,随时准备插播,播出部门的领导、值班人员和节目调度部门的同志,也严阵以待。为了保证安全播出,在准备直播的同时,新闻部又同铁城、葛兰两位播音员把“公报草案”录了音,并且把录好的胶带上在传送机器上。如“公报草案”没有变动,即放录音;如“公报草案”有变动,即直播。当时,“家里”的这个两手准备我在人民大会堂是不知道的。根据会议的程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四项人选要进行投票选举,而决定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人选及其他议程则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产生。15时3 0分,前四项人选投票选举完毕,所有候选人全部当选,这个结果使我产生一个新的念头:“公报草案”可能不会改变。于是我挂了第二次电话,建议做录音和直播两手准备,其实台里已做了安排,前后方想到一起了。放下电话,我便向有关领导请示:“公报”什么时候可以广播?这位领导答复:“会议通过即可广播。”这使我喜出望外。请注意:是“会议通过”,而不是“会议结束”。我随即挂了第三次电话,请台里随时做好准备,并且我打的这部电话从即时起不许别人占用。15时42分,全会一致通过了“公报”,我挂了第四次电话:“‘公报’没改动,即可播出。”电话由人民大会堂传到广播大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组,又传到直播机房,到值班员按动电钮,前后只用了41秒。十三届一中全会公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先播出,霎时间传遍了全国各地,也传向了全世界,亿万听众首先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这一重要消息。随后中央电台做了密集型的播出,连续广播了6遍,广大听众来信说,这是其他新闻传播媒体所难以做到的。

  我离开会场,来到400多位中外记者云集的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十三届一中全会新选出的五位中央常委将在这里同记者见面)时,许多记者正拿着收音机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心里感到无比快慰。一位老同行开玩笑说,开始我还以为是有人在这里安了窃听器,把会议实况窃听来了,后来才看到他们手里都拿着收音机,是你们广播的声音

 

5.在您几十年的新闻报道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困难太多了!人们都以为时政记者多是出入北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以车代步,风吹不到,日晒不着,看着很风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实际工作中困难还是很多的。就说在国外采访,远没有人们想象的“实行三包、代办托运”般的待遇,从吃饭到发稿全靠自己拳打脚踢带“比画”,结果,多年的出国采访,愣把没学过一天英语的我逼得说出了英语。

  当时的通讯技术远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便捷,随领导人出访,最大的难题是传稿遇到的时差问题。1985年7月,我随国家主席李先念出访加拿大、美国,访问的城市与北京时差就非常复杂。九个城市其中有五个城市时差是12个小时,其它分别为13、15和18个小时,但是我基本上保证了李主席访问的消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出。一般人认为,加拿大和美国是发达国家,卫星线路传送不会有问题。实际上不尽如此。李主席到达渥太华的那次传送整整耽误了半小时才叫通。进入美国的第一次传送是在尼亚加拉的一个小商业电台,那里只有一个播音室,门面上挂着一排衣服,像个小服装店,进去一看又像一个小仓库,话筒上边也生了锈。卫星传送的一个小时之内,北京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却听不到北京的任何音讯,稿件虽然没有耽误播出,但每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尽管遇到不少波折,在国外的二十多天中,我对李主席的这次访问还是作了充分报道,通过卫星线路传稿30次,国际长途电话传稿4次,共发稿40多条,其中录音新闻4条。 

  对我们那个时代的时政记者来说,还有一个难点就是领导人名单的排序。我在40余年的广播记者生涯中,撰写过无数篇现场转播稿。写出这类稿件并不复杂,但要圆满完成现场转播任务却大有文章。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排列领导人名单顺序,以及现场核对出席的领导人。这是一项十分紧张而又困难的事情。1971年“五一”节晚上,就是因为转播中排名单的问题,我受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批评,至今难以忘怀。

  早在1970年国庆节晚上,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审阅稿件时,有一处改动非同寻常。我的原稿是:“……同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周总理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划掉了,按姓氏笔画加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里。当时我没敢问原因,后来才知道,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举行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在会议开始的讲话中,坚持设立国家主席,搞“天才论”。8月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陈伯达等人在各组宣讲一份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毛泽东主席觉察到后,认为林彪等人在为争夺个人权利进行宗派活动,于8月2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责令陈伯达检讨。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不能在国庆节露面了,这样常委中除毛主席、林彪外,就只有周恩来、康生了。这些情况,当时都是极其保密的。总理为了不引起国内外的议论和猜测,有意将他和康生的名字不再单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放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中。1971年5月1日焰火晚会的实况转播稿,我仍然按照总理的这个指示精神排名单。但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戴征远认为仍应把周总理和康生作为常委单列出来,我按他的意见作了修改。

   晚上七点半,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得知康生有病不能出席焰火晚会,这样出席晚会的常委除了毛主席、林彪外,就只有周恩来一人了。我再次请示戴征远,戴征远让我请示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推诿定不了,让我直接请示总理。这时离毛主席登城楼只有10多分钟时间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并机同时转播晚会实况,播音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王琦,文字记者只有我一人,我感到很紧张,但还是硬着头皮去找总理。周总理正从城楼正厅往外走,我和总理在大门内碰个对面。我拿着稿子对总理说:“总理的名字这样排是否合适?……”总理没等我说完,就生气了,他说:“情况这么紧急,你又是实况转播,为什么非要报那么多人的名单。我的名字非广播不行吗?”总理的批评使我无言以对。总理接着说:“你年龄不大,框框不少,文化大革命把你的脑子搞僵了。你现在只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其他人员只报职务,报方面,不提具体名字不行吗?明天怎么广播,晚会后我们还可以商量,现在实况广播不要报那么多的名单嘛!”站在一旁的新华社老记者李琴怕我受批评吃不消,忙给我解围。总理说:“我说了半天了,他就是思想不通。”总理向前一步,问我:“主席马上就要到了,你到底想通了没有?”我赶忙说,照总理的批示办。就转身跑向播音员,修改了转播稿。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以来在总理出席的活动中第一次没有广播总理的名字。当时,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我说:“小刘,不要怕,总理的批评使你得到了指示精神,要不是总理,谁也不敢做这个决定。”事后,我才知道,当天晚上的情况很复杂,林彪不同意出席焰火晚会,是周总理为了顾全大局,硬把他请来的。而林彪连第一遍礼花还没有放完,就不辞而别了。那时,周总理心中的酸甜苦辣又向谁去说呢!那天晚上,毛泽东主席的心情显得很沉重,他坐在城楼正厅的沙发上,一语不发,直到广场的群众都快走光了,他才离开。毛主席走后,周总理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会议开始前,总理让新闻单位的同志先汇报情况。总理一眼看到了我,就问刚才是怎么转播的。我说:“按照总理的指示,除毛主席、林副主席外,其他人的名字都没报,但方方面面都提到了。”总理说:“这就很好嘛。”总理这句近乎安慰的话,使我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总理的这次批评,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转播有了新的改进,这之后所有的实况转播,都采用先简化名单,事后在重播的录音报道或文字消息中再补发大名单的做法。

 

6.您认为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这是个大题目。我结合自己的新闻业务实践主谈几点体会。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首先要有政治意识。包括在新闻采访报道中能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大局观,严守宣传纪律,作风严谨等。从1973年起,我一直采访邓小平的内事,外事活动。他曾经教导我:“你们是‘官方记者’,你们是代表我们国家说话的,你们发表了,就表明是中国政府的意向,这要慎重。”小平同志的话使我真正明白了一个政治记者所肩负的责任。还记得1979年的中秋佳节,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由真山美保率领的日本新制作座友好访华团。新华社的同志看到现场气氛很感人,便发了一篇侧记,第二段开头是:“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秋菊盛开。”结果第二天,邓大姐看了《人民日报》后,就这件事和我谈了两次,说:“他(新华社记者)知不知道那几盆菊花是塑料的,塑料花怎么能盛开,这不是说假话吗?你们是政治记者,写文章不要花花草草,要注意政治,口径要严谨。

  二是具有新闻敏锐。能在看似平常的事件中及时捕捉到有价值的新闻。1990年3月2日,李鹏总理在第八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介绍了即将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并要求国务院组成人员配合开好这次大会。由于这次全体会议的议程较多,新闻稿中只简单提到李鹏要求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要集中精力开好“人代会”、接受代表监督的内容。我感觉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几句话分量不够,就在各地代表起程来京报到前,又起草了一条消息:李鹏总理要求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集中精力参加“人代会”。消息以“李鹏总理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为开好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部委提出了要求”为导语,详细介绍了李鹏对这次会议的高度重视,其中包括会议期间各部委负责人不许出国、出差和无故请假之类的内容。这样既反映了国务院对“人代会”的重视,也体现了我国民主与法制制度的健全。成稿后,立即把这条消息传到总理办公室审定。他们认为这条消息很有必要发表,便马上报告了总理。总理批示:不但电台要广播,新华社也要发通稿。就这样,新华社3月17日向全国播发了这条消息,各报都予以转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三是要有扎实的业务功底。对广播电视工作者来说,除了文字功底,还要有口语表达能力,以及掌握广播电视的各种技术手段,熟练运用各种技术设备。说到口语表达能力,有些惭愧,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乡音比较重,但在同事的鼓励下,自1982年采制了第一篇领导人活动的口头报道开始,便一发不可收,之后做了大量领导人活动的现场报道。一次,胡耀邦总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听了我带有乡音的现场报道,半开玩笑地说:“快听,刘振英又播音了!”胡耀邦听了以后,认真地对那位工作人员说:“刘振英不是播音员,他只是个记者,他的南腔北调,我听着就觉得亲切嘛!”从此我就有了“南腔北调”记者的称号。现在与过去不同了,各地都是普通话教学,作为广播电视记者口语表达能力应有更高的要求。

  四是具有探索创新能力。多年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政报道能够得到领导人和普通受众的认可,就是不断创新的结果。如在香港回归报道中,用手机对国家领导人抵达香港的活动进行现场直播,报道中注重使用国家领导人同期声,并成为新常态,等等。

 

7.永城市被河南省政府列为十个直管县(市)之一,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市委书记吴孟铎、市长马富国对永城广播电视非常重视,您对永城广电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我对近年来永城取得的飞速发展感到无比欣慰。吴孟铎书记、马富国市长在永城的政绩有口皆碑,作为一个永城人,我对他们为永城人民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至于对永城广电的建议,我认为,与中央媒体相比,市县广播电视媒体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比如,区域性特点、贴近性优势等。近几年,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中央媒体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走基层”采访报道活动,而市县媒体本身就在基层,在“三贴近”上有着先天优势。希望永城的广播电视结合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扎根基层、立足当地,放眼全国,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及永城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在新闻内容上注重捕捉具有当地特色同时又有全局意义的鲜活的新闻素材,并以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清新文风呈现出来。在新闻传播上,适应媒体发展趋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加快新兴媒体建设和媒体融合发展,拓展和受众联系互动的手段、渠道和对热点事件的反应速度,增强传统广播电视的权威性、传播力、影响力。相信永城的广播电视会越办越好,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无可替代地推动作用。

 

8.您这几十年取得的优异成绩,是我们永城人的骄傲。您离开家乡这么多年,见到家乡父老有什么样的感受?请谈谈您对家乡的认识吧?

 

  不能说是永城人的骄傲,但可以说,我没有给永城人脸上抹黑。唐代大诗人贺知章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回乡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近乡情怯,游子的心境,古今相通。我倒不怕儿童不认识我这个老乡,而是总觉得我为故乡奉献得太少了。回想起我离开家乡时的永城,真是感慨万千。今天永城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不便一一列举。单说“行”吧。我在一高读高中时,同班同学中,基本上看不到一个骑自行车的,30里的行程全靠自己两条腿。我的曾祖父没有见过汽车,到了祖父这一代,也还没有座上公共汽车。到了上世纪70年代,永城也只有最高领导人王超同志可以坐一辆华沙牌的小汽车。可现在,几乎每一个自然村都可以看到停放在那里的小汽车。我的下辈人开着小汽车上班都成了生活常态。我倒是为家乡人民随时代发展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9.在您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没有让您感动的事、感恩的人?

 

  在我的人生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时的情景,我感谢幸运之神不知不觉地把我送到这一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旁,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使我终生受益。“人活一百岁,就是一块碑,从头刻到尾,谁也别后悔。”我的一生很平凡。我常常告诫自己,要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无论历史怎么恢弘,而我个人只是站历史边上的一个记录员。要说感恩,有点重,用感谢比较贴切。我要感谢党的培养、感谢领导的关心、感谢同事的理解、感谢下属的尊重、感谢家人的支持。当然也要感谢我自己,因为凡是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我都尽了最大努力。在这里还想多说几句,几十年来,有一些亲朋让我做的事,而我认为不能做,就没有完全照办,他们多少会有些意见。但我相信,他们现在看到我这个岁数能够软着陆,还能做事,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他们自然就会理解我了。如果他们能这样理解,我更要表示感谢。

 

10.您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能不能谈谈您现在的生活状况?

  在北京工作近半个世纪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我一直处于无比紧张的状态中。工作的紧张,定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出现一些毛病。现在不在第一线了,一种轻松感和无压力感使我真正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身体也在慢慢调理。虽然工作上没有压力了,但还有不少社会活动。看书、读报,上网看新闻,生活很有规律,也觉得很充实。对于组织上在退休后所给予的照顾,我天天感到很满足。总之,一切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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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英年轻时在故乡的崇法寺塔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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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刘振英成为广播战线的一名新兵后,在中央广播大楼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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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9月,刘振英为毛泽东主席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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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五一”庆祝大会后,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总理同参加实况转播的中央电台记者刘振英(右一)和播音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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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21日,朱德委员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后同记者和工作人员合影。这是朱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半个月后他与世长辞。(前排右二为刘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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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为刘振英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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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义务植树现场接受刘振英(右二)和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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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庭院中同记者交谈。左三为刘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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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在约旦亚喀巴湾海滨,刘振英(持话筒者)采访出访亚洲四国的国家主席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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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刘振英在中南海勤政殿为江泽民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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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月底,胡锦涛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组部第七期党员专家理论研究班学员时同刘振英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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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4日至19日,刘振英随行采访江泽民主席访问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六国时,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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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25日至9月7日,朱镕基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喀麦隆和南非,并出席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随行采访的刘振英在首脑会议新闻中心向国内传送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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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刘振英(左二)在中央电台国庆40周年庆典天安门城楼直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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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英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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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刘振英获得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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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振英来永城广电局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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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振英为永城广电局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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